桌面輕惹上了一層灰塵，匆忙丟下的學校運動褲還攤在床頭，三天前的自己仍舉棋不定。
2012年8月30日我去參加了一個大學營隊（雖然表定是說高中大學，但那時恰為高中開學日，理論上將無高中生），我拋棄了我的開學考，與新同學見面的第一天，相較之下，去一趟營隊不僅僅要到台北花上一筆不小的費用，甚至得為課業繁重的高中生活留下空白的三天，不論是學生或是家長，何謂明智的選擇一目了然。如果這世界會因為你說話走上街頭就可以有改變的話，那以後只要遇到問題大家走出來就會解決了。老實說這樣的冷言冷語現實的令人十分挫折。好幾次想要建築自己的理想，但卻始終只有一個藍圖，眼前的阻礙，不外乎是少了支持我的後盾或是擋在眼前名為現實的道路，到了後來連藍圖的筆，我也漸漸地將它擱在一旁。
很多人問我，你的父母應該支持你吧！不然怎麼會讓你來參加這次的活動？這問題實在說來尷尬。老實說我父母非但沒有支持，甚至不贊同。而我之所以能參加這次的活動，卻也是得還感謝父母尊重我的決定，並且願意給還只是學生的我資金上的支持。
電影《騷人》，副標題《能搞革命，我很快樂》十分的吸引我。聽幾位學運的前輩也曾說過他們的學生時代，學運社運時，不外乎眼前的老師教授還有父母，明示暗示的說，你們這群社會亂源分子，看以後有哪家公司敢用你。老實說，在出發前這正是使我舉棋不定的原因。李惠仁導演，第二天（8月31日）下午場的演講者。他撥出黃國昌老師在7月27日那天，同樣在台大新聞系所301教室的記者會的場邊影音紀錄，透過畫面我看到的是社會醜陋的一面，輪番毫無節制的質問黃國昌老師，這樣的「嚴刑逼供」令我對於社會感到害怕。
很多時候，社會大眾會將這群投心投力於社會運動的學生或民眾們當成了暴民，而相對於那些坐在電腦桌前BBS或Facebook打個幾句話的鄉民，也許總讓人認為這是激進的。時常有人勸我，這社會不是你一個人出來就可以轉動，你出來是毫無意義。老實說，我也這麼覺得，但我不覺得毫無意義！我時常在想，當初解嚴前或解嚴後初期的那些抗爭，多少士農工商尤其是學生，是歷經多少努力才換得的現狀，無論專制或民主，台灣的民主應該就是在這樣的拉扯下而誕生的。
「不是高雄中學的嗎怎麼還不好好念書呢？」我想這是報紙一刊出，大多家長心裡所想。其實，我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我無法完全認同。因為我認為既然身為學生，未來的主人翁，不能不正視我們現在的社會，拿這次的例子，假如說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未來的媒體逐漸成了「一言堂」的時候，你能想像這樣的社會會是你未來所處的環境嗎？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都沒有人願意瞭解，甚至站出來為自己的未來的環境打拼，那又有誰能保障？我誠懇地希望學生也能站出來，當然前提是你要經過對於事件有充分的了解以及有先顧好學生的本分。
我決定走出來，除了當然對於社會有一定的理想和期許之外，也對於其議題有一定的想法和興趣。老實說，不論報紙上或是身邊的人所謂，「熱血」這兩字並不是我想要被看見的，我也從不認為我熱血。其實，最後推著我前進的理由，真的是單純而簡單的：「如果我現在不做，將來我會後悔。」僅此而已。很無聊很幼稚，但卻又有種好像非必要不可的感覺，我試著想像假如未來我進了媒體業，卻只能如同考試般地寫著「指定題目」那種情況會有多悲慘，或是每當清晨看新聞，卻完全只有一種說詞，幾十家頻道形同虛設，那恐將為「知」感到畏懼。
當然，並不是我出來就會有改變，但是如果不走出來我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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